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头带德国造M1935钢盔、肩扛德国造1924年式毛瑟步枪或捷克造ZB26轻机枪、身穿黄绿色驼绒夹衣军常服（春秋季）或草绿色卡其布衫军常服（夏季）、腰佩铁制饭盒水壶及防毒面具的军人形象，代表着当时中国军队中的精锐。由于这些部队配备造型独特的德式M1935钢盔，并使用德国军队的制式武器，他们又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——“德械师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佩戴德式钢盔的部队未必是德械师，如宪兵部队就佩戴德盔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蒋介石还赠送一批德盔给晋绥军。
严格来说，“德械师”只是一个代名词，其真正的称呼是“调整师”，这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中日战争而做的有针对性的准备。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设想，调整师应在1939年之前完成60个师的改编工作，这60个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以及德国装备的武装下，将承担起抵御日军侵略的中坚力量。其中，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重点之一，就是改革中国军队的军制和装备。
汉斯·冯·塞克特
鲍尔在1928年北伐胜利时向蒋介石提出《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》，改革了中国军队的中枢指挥体系。继任团长格奥尔格·魏采尔将军则在1933年提出了《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》，他的重点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，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、炮兵、工兵、辎重兵、通信兵的专业培训，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。而真正推动中国军队改革的，则是第三任团长汉斯·冯·塞克特将军。
塞克特在一战期间，是德军总参谋部“少说多做”的标杆性参谋人员，也是一战结束后德国“十万陆军”的缔造者，在改编、精简军队上有着丰富的经验。塞克特到任时，就向蒋介石分析了当时中国军队内的种种弊端，他认为中国军队“人浮于事，差强人意，装备落后，官兵素质低劣，陆军高级指挥所缺少之要件太多，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”，他建议应该立即进行军事改革，编练新军，并主张首先裁汰那些只有理论而无实干的“无用军官”，随后成立一个高级教导队，招收高级将领学习新式练兵之法。塞克特同时还提交了《陆军改革建议书》，要求国民政府进口国外的优秀武器装备，从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两方面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，使其具备应当承担起的国防能力。
这个改革计划简单来说，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分五年十期为陆军编练出60个国防师。这60个师的理论编制为：师司令部一、步兵旅二、步兵团四、骑兵连一、炮兵营一、工兵营一、
通信兵营一、辎重兵营一，全师人员编制为11423人（野炮挽马师）或11579人（山炮驮马师），装备野（山）炮12门、小炮24门、82迫击炮24门、重机枪74挺、轻机枪336挺。这些部队称为调整师，它的特点是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，班增编轻机枪；原来的团属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，增强战术单位火力；原来的营属小炮排集中成连，由团直辖，作为战防火力。在编制上，调整师的步兵、炮兵数目与日军的师团接近，师直属部队则较日军师团略小，全师人数相当于一个日军常备师团的75%—80%左右。而没有列入调整师的部队，则从中挑选出60个，按照1932年6月颁布的《陆军师暂行编制表》进行整理，这60个师称为整理师。
国军德械师装备的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
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，并挑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，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。同时，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官方正式签订了多项军火购买合同，以国内特产的钨、锌、锡等战备物资作为购买“资金”，从德国进口装备。截止到1935年11月，中国从德国进口到的、可用于装备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计有1924年式毛瑟步枪一万支（含一亿发子弹）、ZB26轻机枪5000挺、M1932型毛瑟自动手枪（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）5000把（含500万发子弹），20门Pak35/36型37mm战防炮、迫击炮240门及其他若干单兵装备，这些装备悉数拨给了第一批入选为“调整师”的10支部队。
1935年3月，塞克特因病辞职，继任团长的亚历山大·冯·法肯豪森将军不仅继续推进塞克特的改革计划，还倡导国民政府自行发展军工业，以最终完成自给自足的目标。在法肯豪森的建议下，国民政府从德国兵工厂要到了1924年式毛瑟步枪的设计图纸，并根据图纸仿制出了著名的中正式步骑枪（又称二四式步骑枪）。国民政府仿制成功后即停止进口步枪，全部改为自产，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其他武器的采购上。此后国民政府又成功仿制出ZB26轻机枪、马克沁重机枪和82迫击炮等步兵武器。
法肯豪森
调整师的计划正式开始了。1935年3月1日，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，负责具体的“调整”事宜。但要在100多个陆军师中挑选出10个师进行“调整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中央军嫡系部队最好是全部入列，但又不能不兼顾那些杂牌部队。毕竟不能落人口实，不然今后还有什么杂牌部队会为中央军卖命呢？在这种想法下，每一期的调整师都会留出一个名额给杂牌军，以堵众军之口。同年7月，经过陈诚的“严格筛选”，第一批调整师应运而生。
第一批入选的师有第2师（师长黄杰）、第11师（师长黄维）、第14师（师长霍揆彰）、第25师（师长关麟征）、第36师（师长宋希濂）、第57师（师长阮肇昌）、第67师（师长李树森）和第87师（王敬久），以上总计8个师。
在这8个师中，第11师、第14师、第67师属陈诚的土木系，第36师和第87师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系统，第2师和第25师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，这7个师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，而第57师则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余脉，因师长阮肇昌向陈诚“靠拢”而得以成为第一支入选的杂牌军。
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，不是规定每一批都有10个师吗？怎么第一批只有8个呢？事实上确实还有两支部队入选，其中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，由于这支部队先于其余各部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改编，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调整之列。但教导总队编制却和调整师的规定编制有所不同，它的理论编制是：总队部一、步兵团三、军士营一、骑兵队一、炮兵营一、工兵连一、
通信兵连一、辎重兵连一、自动车连一、卫生队一、特务连一、军官教育队一、军乐排一、修械所一，人员编制为13517人，装备山炮12门、75步兵炮20门、37战防炮20门、20小高炮20门、迫击炮42门、重机枪80挺、轻机枪278挺。
至于另外一支部队，显得有些“诡异”。这支部队的番号是第2师补充旅，是编在第2师序列之下的部队。为什么会让这个三团制的补充旅单列出来，并享受调整师的待遇呢？归根结底还是和这支部队的历史有关。第2师补充旅原称保定编编处第1补充旅，和王耀武的军政部补充第1旅一样都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，军政部有针对性编练出来的部队，在装备和人员构成上都是上上之选。可以说，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是专门准备用在对日作战上的。而之所以挂靠在第2师之下，同样是出于保密的目的。陆军整理处原计划在“调整”第2师补充旅时将其扩建为符合调整师编制的师级单位，但因在武器的装备上出现缺口，以及该旅一直是在与红军作战中接受“调整”等诸多因素，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为止都没能扩建成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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